时政热点：中纪委“打虎”“拍蝇”，踩着不变的步伐

2015年12月27日17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现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12月28日19时许，该网站再度发布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白雪山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2015年结束之际，中央纪委连发“打虎”战报，正是一年来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一个有力例证。

围绕“重要人员”，紧盯“关键少数”

2015年10月，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委关于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一次性确认开除1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党籍，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201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强化纪律审查，无论是立案件数、处分人数还是审查中管干部人数，都在前两年持续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均创改革开放以来同期历史峰值，其中，11个省处分人数增幅超过50%。”中央纪委案管室有关负责人介绍。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作为纪律审查的重点人员。2015年11月，随着上海市委原常委、原副市长艾宝俊，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接受组织调查，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覆盖了31个省(区、市)。同时，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人数比上一年同期翻了一番。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紧紧盯住“关键少数”，对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一把手”从严查处、绝不姑息。2015年，全国处分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一把手”人数增长了近六成。如河北省承德市委原书记郑雪碧、辽宁省抚顺市原市长栾庆伟、江西省湖口县委原书记卢光辉等一批市(县)委书记、市(县)长，因严重违纪受到严肃处理，起到了强烈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快查严处群众身边的“苍蝇”

2015年12月1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通报119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这是继7月9日、8月7日、9月9日、10月9日、11月12日后，该网站第六次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集中进行点名曝光。在通报的案件中，“骗取国家危房改造补助款”“侵吞专项资金和救济资金”“骗取国家惠农补贴”“虚报冒领小麦直补款”“虚报征地补偿款”等字眼频频出现。据悉，该栏目将持续每月通报曝光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通过定期通报形成持续震慑和警示作用。

2015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坚决“打虎”的同时，“拍蝇”力度不减。中央纪委通报了20起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对基层腐败施以重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专项活动治理基层腐败问题，对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与民争利、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等典型问题快查严处。如山西省开展“以群众举报乡村干部腐败为切入点，集中解决群众信访诉求问题”的专项治理活动，乡镇纪委立案和处分数量同比均增长150%以上。基层反腐败力度的持续加大，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了更多的反腐成果。

严肃问责动真格，让“两个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对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领导干部真问责、真处理，改变了过去不敢动真碰硬的局面。2015年上半年，全国共问责370多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和47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中央纪委对部分地区和部门查处的责任追究案例，先后5次公开通报。一批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因“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受到严肃处理并被通报曝光，起到了“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

2015年12月5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中国司法、外交等部门及河南省追逃办密切协作，在美方配合下，成功规劝潜逃美国13年之久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黄玉荣回国投案自首。

一年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统一指挥下，中央纪委监察部与追逃办其他成员单位密切配合，一手抓协调，一手抓个案，开展“天网”行动，紧盯“人、钱、证”3个关键环节，追逃、追赃、防逃三管齐下，集中公开曝光100名已发布红色通缉令的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取得突破性进展。“天网”行动以来，我国采取引渡、遣返、追诉、劝返等多种措施，截至2015年11月底，共从68个国家和地区追回863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18名。黄玉荣、李华波、戴学民、杨进军等一批在***逃亡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成功回国归案。随着我国对外交涉力度的持续加大，遍及全球的“天罗地网”越织越密，越来越多的贪污腐败分子将会被缉拿回国，国外不再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

为推进追逃追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改革创新方式方法，初步掌握了一套有效管用的措施。首次对1995年以来外逃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情况进行大起底，全面摸清底数，实施外逃信息统计报告制度，实现数据动态更新。首次全面建立挂牌督办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百名红通”人员分解到相关省区市进行挂牌督办，把责任压到各省党委、纪委和公检法机关肩上，形成倒逼机制。各省一级追逃机构在2015年相继成立，并均成功追回了一批外逃分子，不少省份实现了“零”的突破。目前，省级追逃追赃协调机制全面建立，市级追逃追赃协调机制已在部分省区市建立，河北、河南、福建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县级追逃追赃协调机制。

对外交涉力度持续加大，遍及全球的“天罗地网”越织越密。多边合作方面，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成功举办国际追逃追赃培训班，加强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建设，推动将落实《北京反腐败宣言》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工作组常设议题;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推动召开“拒绝腐败分子入境机制”第一次会议，有关国家通过该机制向我通报了疑似涉案人签证申办信息;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与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开展个案合作。双边合作方面，以美、加、澳等腐败分子外逃主要目的地国为重点，借鉴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的成功经验，继续推动合作机制化建设;继续加快推进司法协助类条约缔结、批准工作，完成中国与亚美尼亚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与智利引渡条约谈判并正式签署;完成中国与德国、马来西亚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与亚美尼亚引渡条约谈判，中国与法国、意大利引渡条约相继生效。